早在20世紀50年代，科學家們發現，哺乳動物的胚胎能產生一些特殊的蛋白質，這些蛋白質到動物出生后便會逐漸消失，于是稱之為胚胎蛋白。后來，人們又發現一部分胚胎蛋白可出現在癌癥病人的血液中，因此，又把這部分胚胎蛋白稱之為癌胚蛋白。當時，對于它的存在價值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
　　到了1971年，蘇聯生物化學研究所的塔塔里諾夫博士發現：在胚胎時期，胚胎肝臟會產生一種特殊的蛋白質-—甲胎蛋白（簡稱AFP），一旦胎兒娩出以后，人體中再也沒有這種蛋白產生。然而，當人體肝細胞發生癌變時，卻又會產生這種蛋白。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AFP這種蛋白質是由胚胎的肝細胞產生的，胎兒出生后肝細胞就不再產生這種蛋白質，但當肝細胞變為癌細胞時又會恢復制造這種蛋白質的功能。因此，除了胎兒之外，成人血中如果查到AFP，便可斷定他患了原發性肝癌。其他部位的癌腫，包括轉移到肝臟里的癌腫，由于不是肝細胞惡變的結果，因此都不會產生AFP。
　　利用AFP測定診斷早期肝癌的研究引起了我國科學家的濃厚興趣。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上海醫科大學中山醫院楊秉輝教授等人就利用這一方法開展了肝癌普查。大量普查數據證實：檢測AFP的確可發現早期肝癌，而早期發現的肝癌大多能被手術切除，治療效果較為理想。更奇妙的是， 這一全新的方法僅僅只要在受檢者的手上取出幾滴血即可查出性命攸關的肝癌。
　　1971年，在上海楊浦區進行的一次普查中，專家們對一例AFP陽性但無其他癥狀的工人進行剖腹剖探查，發現了2-3厘米的小結節，切除后病理證實為肝癌。這是我國第一例普查后經手術證實的小肝癌。病人出院后工作和生活都很好，AFP轉為陰性，這充分說明普查是可以發現一些早期的小肝癌病例的。由于這項工作代表著肝癌早診早治的一次重大突破，因而榮獲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然而，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現總是有一個被認識的過程。當年楊秉輝教授在江蘇啟東進行肝癌普查時，一些被確診為早期肝癌的農民就是不相信，認為“吃得下，睡得香，怎么可能有病”。8個月以后，病人出現了癥狀，但已錯過了手術治療的最佳時機，這些人最終被癌魔奪走了生命。 這些事例無意之間又為AFP測定方法提供了一個科學數據：小肝癌可以提前8個月預報，而這8個月對于肝癌患者來說卻是生命攸關的8個月。
　　今天，科學家們在AFP的提純、物理化學數據的分析以及檢測方法的改進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技術方法的改進尤為明顯，從對流免疫電泳、火箭電泳、放射免疫自顯影一直到放射免疫測定，使AFP測定的靈敏度從微克水平一下子提高到毫微克水平。由于AFP檢測用于人群普查，使肝癌的臨床研究進入到亞臨床期的階段，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達60-70%，并導致肝癌診斷、治療、自然病程等一系列概念的更新。人們對AFP測定方法的科學性也不再懷疑了。
　　可以說，通過血液測定AFP是肝癌最好的定性診斷方法，目前仍未有其他檢查超過這一方法。但根據衛生經濟學規律，現已不可能進行肝癌普查，因為檢出的概率是14/10萬，換算下來也就是1/7000，查7000個人只有一個是小肝癌。其中6999個人是白查了。很顯然，這要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那么，怎樣才能提高肝癌的檢出率呢？楊秉輝教授根據自己長期的臨床實踐，提出了一個肝癌高危人群的概念，并對肝癌高危人群的范圍作出以下規定：40歲以上的乙肝病毒感染者或慢性肝炎患者是肝癌的“高危對象”。對肝癌高危人群進行檢查，其檢出率便從原來的自然人群的14/10萬提高到500/10萬，即每200個高危對象中前便能查出一個肝癌病人，效率一下子提高了35倍。為此，專家主張凡是屬于肝癌高危人群的，最好每半年做一次肝癌的預癌檢查。